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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古代文學研究的困惑與反思論文

過去了的20世紀,100年已經成為歷史。它所留下的巨大文化遺產一直在左右著我們的思考和實踐,因此可以說,客觀上我們尚未真正步入我們所處的時代。然而,反思仍舊必要,我們希望以自己的摸索為21世紀研究的重現輝煌貢獻力量。 在相關的探討反思中,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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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了的20世紀,100年已經成為歷史。它所留下的巨大文化遺產一直在左右著我們的思考和實踐,因此可以說,客觀上我們尚未真正步入我們所處的時代。然而,反思仍舊必要,我們希望以自己的摸索為21世紀研究的重現輝煌貢獻力量。

  在相關的探討反思中,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三個相互關聯的古老的宏觀命題上:即文與筆、今文與古文和中西體用,許多日益翻新的話語其實僅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其核心問題并未超出上面的問題界閾。而對此三個命題的探討卻往往不免陷入一種無所適從的兩難境地。

  文與筆之爭是研究對象之爭,大抵也可以說是研究對象的純文學與非純文學之爭。由于受西學東漸的影響,20世紀古典文學研究的對象長期聚焦于古代具有純文學性質的文本,這樣做自然有它充分的理由。從古代文學發展的表象來看,中國幾乎可以說就是一個文學的國度,大量文人的存在為之提供了最充分的根據。不要說那些被文學史常常提起的非專業人員也耳熟能詳的名字,就連許多幾無風雅可言的職業官吏也大都有詩文集行世。這種風氣差不多彌漫于整個中國古代社會。我們任意翻閱一本比較正規些的宗譜,與古代正史相一致,譜中差不多都會發現辟有專門的藝文志記載。倘以客觀、科學的眼光來要求和看待,那些作品多數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里面充斥著的無非官場交際和毫無原創性的僵化文字,但在當時卻毫無例外地一股腦兒被視為文學創作。如果我們今天仍要按照古人的觀念來研究古代作品,那恐怕既不合時宜,而且研究到頭也未必能夠拿出比古人高明多少的看法。

  只是問題的另一面是“水至清則無魚”,這種研究對象的純潔運動也有著非常明顯的弊端,或者說研究一開始就對源源不斷的歷史文化造成傷害。首先,它有可能割裂歷史。譬如一方面,基于純潔的觀念,研究者將秦漢之后的文、筆作出嚴格的區分,一些在當時享有盛譽的著作家及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了文學研究之外,典型者如唐代的“燕許大手筆”,諸如此類的例子歷史實際中當還有不少。而另一方面,譬如在先秦文學研究中,又非常現實的把幾乎全部經、史、子、集統統作為文學研究的對象。有著相承關系的同一性質的事物卻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標準去對待,從中反映出的仍然是傳統的混沌的實用觀念和中庸觀念。其次,它也人為地縮小了文學研究的疆域,同時也在實踐中造成了很大的矛盾。就像我們前面所說的,先秦時期的文學表現并不明顯。但是,秦漢以后的創作主流卻延續了先秦人的觀念,征圣、宗經與經世致用一直是所有文本的根本旨歸,而純藝術性的創作在當時并不占據很重要的位置。要對這一復雜的現象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并非沒有可能,但我們實際上的文學研究和文學史書寫往往刪繁就簡,而刪繁就簡的結果只能造成研究的脫離實際和研究的自我封閉。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一邊充分肯定魏晉文學覺醒的意義,對清代桐城派之類的主張大加排斥,而另一邊對唐宋古文運動卻高唱贊歌,從而使我們自己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實際上,從先秦時代開始,中國文學就走上了一條獨特的道路,即文學的實用化和實際生活的文學化相結合的道路。這其間自然不免有流弊存在,在很多情況下實用的觀念和實用的實踐把文學變成了一種庸俗可厭的東西。然而,更為常見的是,文學看待不僅使實用得到審美升華,而且使實用充滿文學性,同時也使文學具有了更加普遍、更加久遠的價值。“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這樣的斷語即使對于文學本身來說也并非毫無意義。而追述這一切的源頭,我們自然又必須從先秦、從六經、從孔子談起。就先秦文學研究而言,不了解或不重視這些情況,研究者很可能既失去其研究對象廣泛性存在的合理依據,同時又會使元典的文學性無法得到充分而完美的揭示。

  今古文之爭和中西體用之爭與前面的文筆之爭相比,更為復雜也更為激烈。從根本上講,古今中外文學研究的方法概括言之無外乎兩種:第一曰闡釋,第二曰考證,用現代人的說法這兩種研究方法又分別被稱為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用傳統的語言表述庶近乎“今文”和“古文”。“今文”重闡釋, “古文”重考證。長期以來,這兩種方法在古代文學研究中都有著相當大的勢力,兩者之間的沖突也有著較為明顯的體現。

  古代文學尤其是先秦文學以其發生年代的久遠,在許多基本問題上都表現得面目模糊。只有解決或者逐步趨近地解決這些問題,進一步的研究才會建立在牢固的基礎之上。“知人論世”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優秀傳統之一,古文經學的方法因此也便具有了先天的合理性。特別是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受當時國內外政治氣候的影響,學術研究整體處于低谷,真正有價值的論著多為考證之作,這更加鞏固了“古文”一派的學術地位。改革開放之后,西方各式各樣的新思潮和新觀念紛至沓來,這些新東西極大地促進了研究方法的變革,包括先秦在內的古典文學研究整體上得到了空前的豐富與繁榮。這一階段研究方法呈現出以重理論重闡釋為主要特征的基本面貌,在這樣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氣氛之下,當然會有相當數量的優秀的闡釋成果陸續涌現。毫無疑問,這種情況符合事物發展的一般邏輯,它會有較為成功的一面。另外考證方法本身就有著極大的局限性。從理論上講,有了持續和嚴謹的考證工作,被歷史塵封的事實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但是說到最后,從實踐的結果看,已經發生過的事件是不可能徹底還原的。

  除此以外,由于受文獻資料的制約,考證又難免不得不經常處于一種等米下鍋的狀態,但學術研究工作卻不能因此而停止。更進一步講,在先秦文學范圍內,即便我們將《詩經》、《楚辭》中每一篇作品的創作過程都徹底搞清,也并不等于說我們就已經完成了研究的全部工作,甚至連完成大部工作的想法都是草率的和未經深思熟慮的。之所以敢這樣斷言,其原因也很簡單,古代文學研究的最終目的之一是引起當代人的同感,并借此以深化對文學的認識,而不僅僅是回到過去,把全部精力都盯在對歷史事件的還原上。然而物極必反,隨著引進高潮的回落,機械的、盲目的照搬西方的隱患開始逐漸凸現。一些研究者既沒有較高的西方理論素養,同時也沒能夠把適用部分的洋理論與中國古代文學的實際進行有效的結合,更有甚者,少數學者國學學養相對缺乏,討論問題常常信口開河,給古典文學研究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在古代文學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學的理論闡釋大潮中,類似異想天開式的言說現象并不少見。學術規范建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學風。

  中西體用之爭是伴隨著中國近代化進程出現的一個特殊問題,并且貫穿于全進程且滲透于每一個角落,從而顯示出此一問題確有普遍意義。在20世紀的古典文學研究中,幾乎每一次重大的學術論爭都與之緊密相關。該問題的發生實質上源于中國文化優勢地位的喪失。從王國維開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基本框架便是按照西方模式構建起來的。這既和中國學術文化整體西化趨向有關,也與傳統學術研究缺乏規范性和系統性相聯。遵照西方的理念與方法,積累豐厚的全部古代文學遺產得到了幾近徹底的整理,通過這項工作,王國維等澤被一個世紀的國學大師們在不斷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實踐中無一不成為學貫中西的人物。以先秦文學而論,郭沫若、聞一多、朱自清、陸侃如、余冠英諸人的成績當在漢、宋、清三代碩儒之上。西學為體的貢獻由此可見一斑,而任何排斥西學的行為(20世紀的每一個歷史時期皆有一定規模出現)都因此從根本上缺乏歷史與現實的依據。然而,過分強調西學,把本來具有完整生態環境的中國古代文學幾乎肢解得零碎不堪,從而使其漸失生機和出路。兩千多年的古代文學的發生地畢竟是在中國,發生在中國古代,這就在整體上與基于文藝復興以來形成和產生的文學研究 的西學方法難以吻合,世界上沒有一種方法可以包打天下,沒有一條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對于西學為體的反動因此不僅具有文化民族主義的意義,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學術研究自身的規律。

  行事始乎正名,西學為體的弊端首先體現在概念的使用上。可以說,直到今天我們進行研究時所使用的絕大部分概念都源自西方,我們的文學研究話語權基本被西化。劉毓慶先生曾以“文學”與“文學遺產”為例探討過該問題(見《文學評論》2001年4期)。實際上,劉先生指出的問題在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普遍存在。由于文化背景的截然不同,同時也由于中西語言存在著的巨大差異,嚴格對譯的可能事實上幾乎是不存在的。比如散文、小說、戲曲等重要的文學概念,在實際的古代文學研究中,無一不是在內涵和外延兩個方面都充滿混亂。這一切無疑都會對研究結果造成相當消極的影響。在此僅舉一例為證,就說“民歌”。按照20世紀最通行的觀點看待,中國古代詩歌除唐詩以外幾乎全部是民歌或直接源于民歌。《詩經》、《楚辭》、漢樂府、南北朝樂府、宋詞、元散曲、明清時調小曲無不如此。當然,在當前的《詩經》與《楚辭》研究中,直接把二者的相關部分說成是純粹民歌的已經越來越少,然而,這種觀念所造成的深重影響卻遠未消除。我們姑且不對上述每一種詩歌樣式的具體狀況進行詳細分析,僅僅指出各樣式在創作主體、接受主體以及傳播媒介之間存在著的巨大差別,就足以顯示問題混淆的嚴重程度了。直接輸入的西方文學觀念對研究也有著很大的制約作用,當然這種制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同時也源于現實政治。進化論、階級論和社會經濟決定論都曾對文學研究包括古代文學研究產生過重大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從大的方面講,個體意識逐漸替代從前的群體意識日趨成為關注對象。先是精英意識,接著是文人心態,成為絕大多數流行論著的關鍵詞語。近來,對于人文關懷和平民意識的呼吁又逐漸成為主流話語。但是,客觀地講,在這種招牌掩蓋和理論指導下產生的許多成果,其實差不多就是幾十年前文學研究中人民性強調的新時代翻版。

  我們自然不是要完全否定西方理論、西方觀念對于文學研究所產生的積極意義,我們只是想說明遠在這些觀念誕生之前,中國文學已經按照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觀念在獨立運作了。當然,我們陳述這一事實其意并非強調中西之間的水火不容,而重在強調,如果不將這兩種文化、兩種觀念進行深層有機的結合,那么所得所論往往只能是皮相之談、皮毛之見。而且尤其須避免的是,以西方某一種觀念來認識來解釋中國古代文學并且使之成為主流和普遍學風,那結果反映出的一定是一個狹小且扭曲了的古代文學世界。

  也許所有的反思都是痛苦而沉重的,我們只希望通過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使21世紀的古代文學研究圖景在揚棄了上世紀研究的單一、笨重和搖擺后,能夠呈現出一個全新的面貌。由清醒而反思,由反思而困惑,由困惑而走向新的理性的清醒,這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界一直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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